“白玫瑰”何以开放民间故事10

  “白玫瑰”何以开放

  当代德国曾经评选十大伟人,分别为阿登纳、马丁·路德、马克思、巴赫、爱因斯坦、歌德、古滕贝格、索菲·朔尔、勃兰特、俾斯麦。其中最年轻的索菲·朔尔,死时年仅22岁,而且她是十人之中唯一的女性。她凭什么享此盛誉?看起来简单:她暗中参与制作和散发反纳粹的白玫瑰传单,并因此慷慨就义。仔细思想,这极不简单。当时在纳粹德国内部,个人言论受到高度限制,进而形成沉默的大多数这等晦暗格局。作为脆弱的个人如何发出必要的声音?索菲和其他白玫瑰小组成员冒着生命危险,勇敢地实践着关于发声的自由哲学。

  索菲并非一开始就表现出非凡的勇气。1982年摄制的德国电影《白玫瑰(die weisse rose)》描述了她复杂的心理变化。初到慕尼黑的索菲看到哥哥汉斯·朔尔书中反抗暴政的词句,便满怀忧虑地说:我很害怕。这种恐惧心理其实正是大多数人面临强权的心理。在强大而凶残的纳粹独裁政府面前,个体的确渺小而无力,每一个人在孤寂的日常生活中不可能看到由个体汇合而成的全体。影片中,汉斯对此做出分析:许多人只是觉得孤立无援,所以不敢拿传单,更不敢看传单。一些学生碰到传单如同触电一般,迅速丢弃。这种内心的恐惧是真实的,而纳粹思想追求的心理效果就是形成这一恐惧。它不仅造成表面服从,更主要的是强行剥夺每个人自由思考的权利,并使之成为纳粹政府的战争机器,屠杀他人生命同时,也屠杀自己的生命。二战之后,德国政府和人民对纳粹之所以猖獗以及公民在战争中的沉默,进行了深层次多方面的反思。1970年,勃兰特总理到波兰进行国事访问,在华沙犹太死难者纪念碑献花时,他突然下跪,向死难者请罪。这惊天一跪,充分显示了德国文化的生命力。承认罪行不是简单的事实确认,而是关乎德国传统是否丧失了反思机制。毫无疑问,战争与独裁这一双重罪行应由希特勒个人以及纳粹党、纳粹政府承担,但作为受害者的个体同样负有监督缺失的责任。在强权巨大的压力之下,沉默实际已轻易地演化成一种纵容,甚至是怂恿。

  今年2月,柏林电影节公映《索菲·朔尔:希望与反抗(sophie scholl-die letzten tage)》,另一译名是《索菲·朔尔:最后的日子》。电影描述了索菲被捕之后短短几天内的审判与斩首过程。1968年出生的导演马克·罗特蒙德说:当年,包括我祖父母在内的成千上万的德国人,面对纳粹暴行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我希望对这种现象进行剖析。他的话直指问题的核心,也就是每个公民必须回答的问题:在暴行发生之时,我作为一个人,为什么选择了沉默?索菲·朔尔并非三头六臂,只是一个普通姑娘,和走在街上的芸芸众生并无本质区别,是什么使她选择了出声?我以为,她的出发点仅仅是未泯的善良,这导致了她对犹太人的本能同情与对战争的本能厌恶。甚至可以这么说,不是政治觉悟使感性的索菲走向反抗之路,而是她人性中的良知。这良知不断发展壮大,最后成长为一种公民正义。索菲在法庭上对法官说的话应当有充分理由成为告戒后世的箴言:我今天站的地方,就是你们以后要站的地方。是啊,真正拥有审判权的只能是可以辨析的历史。

  但沉默仍然能够得到理解,如同恐惧本身。1982年的电影中,哲学教授胡贝尔像沉默的大多数一样对汉斯·朔尔提出自己关心的问题:在这样困难的时局之中,你们的一张纸又能改变什么?你们这样做又有什么意义?曾参加过希特勒青年团的汉斯回答得非常简洁:唤醒人们。胡贝尔说得有道理,一张纸的确什么也不能改变,甚至于虚幻的人心。一场社会变革的正常进行或许只能来于合法的议会政治,来于其他具有推动能力的社会力量。但是,一张薄薄的纸片还是悄然稀释了整体格局中单一色彩的浓度。这种稀释是微弱的,甚至是肉眼看不见的。但毕竟发生了,它不仅表达出平民对纳粹政府的不满、对侵略战争的厌弃,甚至也构成对其他异端言论的温暖拥抱。胡贝尔本人也是如此。他开始在纳粹当局的教授会议上消极抵抗,在课堂上讲授自由思考的权利,转而为印制传单提供纸张,最后索性加入白玫瑰的行列。他愤笔疾书:不要再犹豫了!他认识到传播思想的做法更适合于德国。唤醒,是啊,只有唤醒,像又一次启发民智的运动。1982年电影片头字幕显示了一份白玫瑰传单,上面写着:如果暴动的浪潮席卷整个国家,就像空气一样,如果大家都来参与,那么制度就会在猛烈的浪潮中动摇。这种说法可能过于文学化,但却表达了真理应有的激情。

  如此理解不会有任何障碍:唤醒的一部分内容也包括知情权。汉斯说服索菲时谈到:我们应该告诉人们到底发生了什么。在波兰,300万犹太人被杀,而我们的报道从来不会报道,所有像我们这么大年纪的犹太人都关在集中营里。也许正是残酷的事实力量,而不仅仅是亲情的感染,使索菲从恐惧的大多数转变为勇敢的反法西斯战士。她套购限量购买的邮票、信封、到教学楼偷拿印刷传单的纸张,暑假到兵工厂实习,索菲看着对面犹太女工尤舍将面包丸塞入手雷而会心微笑……在1982年电影紧张而流畅的镜头转换之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人觉醒为公民的全程。

  引起我注意的还有胡贝尔与汉斯的其他争论。在纳粹变本加厉的思想钳制当中,汉斯萌念:以暴力反对纳粹政府。胡贝尔认为这不仅危险,也不恰当。因为散发传单是在魏玛宪法许可的范围之内,而暴力却是恐怖活动。白玫瑰小组成员克里斯托夫也反对暴力:我们应该用精神战胜纳粹。以暴反暴,只能换取更危险的暴力。学校集会之时,身穿纳粹制服的领导者致辞,引来正义学生的片片嘘声,继而演变成汉斯一位倾慕者后来描述的反对纳粹的起义。学生警察对面相博,警察手持棍棒手枪,学生则是赤手空拳。勇气固然可佳,但肢体的愤怒能够改变什么?或许只会结出反面的思想果实。这个暂且不论。汉斯倾慕者事后发问:人们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这完全可答:正是由于白玫瑰传单的启蒙与激励。

  1943年2月18日清晨,朔尔兄妹来到慕尼黑大学主楼,趁学生上课之机,把传单依次放在教室门口。索菲在主楼光明殿二层向下抛撒传单。校工史密特看到之后迅速举报,盖世太保立即予以逮捕。随即,克里斯托夫被捕。亚历山大·施莫雷尔、维利·格拉夫和胡贝尔等80余名白玫瑰小组成员先后被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