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柳青民间故事10

  永远的柳青

  早在延安的时期,柳青就因文而名。新中国成立初期,他更是视文学为神圣使命,甘愿以身相许,不顾及名利和身份,一头扎在长安农村,成了一介农夫。也就是这个时候,一个宏大的写作计划开始进入实质性阶段。他原来打算写《创业史》三部曲,但当我们的作家因《创业史》第一部脱稿,正处在极度亢奋的状态不能自己时,现实的变化让他措手不及,他一时茫然、语塞,不知如何才能把梁生宝们的故事继续讲下去。这个严肃的作家迟疑了,止步不前了,直至20世纪70年代未去世,他都没有完成夙愿。

  柳青是陕西同时代作家中最有学识的。一个师范毕业生,也没有喝过洋墨水,却会几个国家的语言,对世界历史和地理了如指掌。有一次,文学青年路遥去皇甫村拜访柳青,这位有严重哮喘病的瘦老头,指着墙上挂的世界地图,能把一个国家的某个城市的人口、资源、经济说得头头是道,令路遥肃然起敬。

  《创业史》第一部是1959在《延河》杂志上连载的,关于小说的故事和情节,柳青都要听听《延河》编辑的意见,从不以名作家自居。《创业史》中的多处细节都是同事和编辑们提出不同看法,经他认真考察后做了修改的。比如,小说中有一段写梁三老汉藏契约的动作和神态,就是听了《延河》副主编董得理的建议而定稿的。

  做事

  柳青说,文学是愚人的事业,就是说,只有勇于放弃名利、执著于写作的人,才能把文学做好。当年,编剧出身的陕西省作协秘书长王汶石讲,长篇小说不能这样写。那本是一句真实的读后感言,但生性刚强的王汶石一气之下销毁了自己的书稿,埋头研读中外名著。两年后,他拿出十几个短篇小说,先后被全国重要文学期刊刊登,很快轰动了文坛。王汶石因此和杜鹏程、柳青被20世纪50年代的文学评论界称为陕西文学界的三驾马车。

  也就是此时,柳青见一位同事背着手,在作协院子里闲转。他很生气地说,你看人家王汶石,上厕所都在想着写作的事。遗憾的是,这位作家并未领会柳青的良苦用心,一生写作平平,著作甚少。这件事,也能从另一个侧面看出柳青的做事风格。

  柳青在皇甫村的生活很是清苦。1959年,柳青接到出版社寄来1.6万元稿费。其时,皇甫村公社正发动社员筹资办工业,柳青就把稿费全部捐给了人民公社。

  做人

  新中国成立之初,柳青随解放大军从延安进了北京,出任《中国青年报》文艺部主任。这本该是他大显身手的时候,但他向领导请辞,要回陕西。主管作协的周扬同志让他回陕西出任中国作协西安分会副主席。到西安后,他又向省委提出要到基层挂职,经组织同意,他到长安县任县委副书记。谁承想,他连县委也不待,干脆到皇甫村当了一个地道的农民。在柳青看来,远离了政坛和文人圈,就可以一心体验生活,完成自己的写作计划。其实,这只是书生的一厢情愿,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让每一个文化人都在劫难逃,何况是家喻户晓的大作家柳青。

  有一个故事一直在陕西作家中流传。说文革初期,造反派把柳青从长安县揪回作协大院,逼他揭发柯仲平、胡采等作协领导的罪行。起先,他装聋作哑,三缄其口,后来,实在被人家折腾得没办法了,就说,我就是集市上挑一担鸡蛋的人,别人可以碰我,就是我不敢碰别人。谁承想,造反派说,对呀,柳青不就是个投机倒把分子吗?怎么就把他给漏了?顷刻间,本是被迫揭发别人的人,成了被揭发批判的对象。随着运动的升温,柳青的妻子马葳也被造反派揪出来,要她揭发柳青。善良的马葳不堪受辱,最后选择了自杀,以示抗议。

  多年后,当中组部两位在陕西挂职的干部,慕名去长安县皇甫村凭吊柳青时,发现曾经红极一进的作家的坟墓几乎成了一块平地,不禁凄然。他们找到陕西省作协,建议维护和整修一下柳青的墓地。人们这才发现,柳青的工作关系在省作协找不到了。几经周折,才在西安市委组织部的档案中找到柳表的隶属关系,谁都说不清个原因。人们忙碌过后,又不免感慨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