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眼泪为谁流

  你的眼泪为谁流

  我与唐小清记者素不相识,只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她知道我们编写的《黑龙江文学通史》快出版了,就主动提出采访。起初,我并不在意这件事,以为这是记者的职业习惯,抢新闻而己。没想到,就是通过工作,我们成了忘年交的朋友。有一天,小清突然来电话说要到我家。喘息未定的她爬上6楼,显然这是有备而来。她看了刚印出来的文学史,图文并茂,4大本,感觉很新鲜,就说这里边肯定有很多故事。我说,文学史是一项集体成果,全课题组十几人,大多数是离退休的老教授、老专家,其中有3人没等到书的出版就去世了。我自己还苟延余生,要谈就谈他们吧。我先谈的是刁绍华,黑大教授,专门研究俄罗斯文学的著名学者。他在文学史中担任“俄侨文学”的撰稿。他接受任务没多久,就检查出了肝癌。一天,他打电话告诉我,要到上海去做介入治疗,他让我放心,临走前要将他承担的那部分稿赶出来交给我。过了一年后,刁老师的病情加重了,已进入肝昏迷状态。我与课题组的黄定天、郭淑梅去看他,给他捎去了稿费。在医大二院一间病房里面,我再次见到的刁老师已经完全脱了相,让人不敢相信这就是他。他的老伴孤单一人在病榻前,我们喊了几声刁老师,他眼睛直直地望着天花板,只有鼻息尚存。他的研究生郭淑梅也亲切地呼唤他,他把眼珠转向她,说不出话来。我说,刁老师,我们看你来了,你还认得我吗?他吃力地翻动了一下身子,突然说,你是彭放。一会儿又忽然想起了什么:“文学史……还有一个地方要改……等我回去……”话未说完又昏了过去。刁老师在生命垂危的弥留之际,连平时最亲密的学生也认不得了,但还能想起他写的文学史,我忍不住热泪长流。刁老师留给文学史的最后遗言,成为鼓舞我们完成文学史工作的力量。我讲的第二个故事是尚存宝。省歌舞团创编室主任,国家一级演奏员。他在文学史中承担“歌词文学”一章。我与存宝先生此前素不相识,他经别人推荐进入到课题组。此人讲朋友,重信义,喜饮酒。他也是接受任务不久,检查出患了胰腺癌。待到做完手术,我才去医院看他。据介绍,他的肝、肺、肠均割去了一大半,担心他活不过来,可他凭着顽强的意志活了下来。出院后我心疼地劝他,别写了,或者再找一个助手帮他搜集资料,均遭拒绝。半年后,他把8万字的初稿拿出来,谁知道他是怎样完成任务的啊。存宝出院后,几次三番地化疗、放疗,呕吐、疼痛,折磨得死去活来。他每天伏在小桌上,用一只拳头顶着难受的腹部,以毕恭毕敬的钢笔小楷,一笔一划地写。又过了半年多,尚存宝从珠海的孩子那里休养回哈,我打电话给他,书稿的校样出来了,你要不要看一下?他很高兴,立马回电话说,要到我家来取,我满以为,他病后休了一年多,身体可能恢复得满不错了。可当我去车站接他时,他从出租车上下来,吓了我一大跳,用骨瘦如柴形容他已经远远不够了,他的脸颊和手臂已经没有肌肉了,只是一张皱巴巴的皮包着骨头。更令人惊讶的是,他的手上还拎着一个马扎,我问他这是干什么,他说:“我走不动,累了,坐下歇息……”从车站到我家不过200米,他真的在中途放下马扎坐下,喘息了一会儿。他告诉我,医院已经不收他住院了,“我现在吃傣药,一天1000块钱。”在我家楼下小院里,我向他汇报了文学史编写的进展情况,他向我谈人生,谈理想,也谈了他好喝酒而可能得下这个不治之症,还谈了他死后对自己丧事的安排。他谈得十分轻松、旷达,听得我五内俱焚,毛骨悚然。我又劝他书稿不用你校对了,我就帮你校吧。他坚持要拿回家去自己看,说是还要增加一些内容,几天后我收到尚存宝亲自校对的书稿,仍然是那种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有几千字的内容是新写的。收到校稿不到一周,一天晚上,尚存宝的妻子从211医院给我打电话说:“存宝已经不行了,可能过不去今天晚上。”我跑到医院,存宝已完全不省人事,我只好陪着他的家人哭了一场。当晚,一个好人,一个把最后生命贡献给文学史的人,与世长辞了。我讲完这两个故事,显然把小清记者感动了,她眼泪汪汪地望着我,听我讲完。后来我哭了,她也陪着我流泪。她是位能走入被访者心灵的优秀记者。那天,我们讲得很坦诚,很投机。3天后,她把5000多字的专访写出来了,还在电话里念给我听,甚至连大小标题都征求我的意见。在我的感觉里,小清好像不是学文学的,她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她要用多少时间阅读多少资料,才能写出那篇文章啊。那篇题为《千家辉煌文学史,铸就龙江半世梦》的专访,发表于黑龙江日报,是她第一次向世人宣告了黑龙江文学史的诞生。今年4月1日,《黑龙江文学史》在省社科院召开出版首发式。她的文章,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文学史的内容和写作经过,在会上散发。我没想到小清对工作尽职尽责,且十分细心,为了开好这次会,她首先想到省报在市面上不零售,自己垫上钱为我们事先预订了报纸。当与会的人都在阅读她写的报道时,她却像一个腼腆的小学生,坐在会场的角落静静地听大家的讲话。会后,小清说,社长给了她任务,还要对我进行一次专访。我不理解她们采访工作的忙和累,更不知道她爱人正住医院,就主动联系约定采访时间,去编辑部找她时,已是上午11点了,她礼貌地请我到休息处喝咖啡,她本人谈话和面容都显出十分疲惫的神色,但仍拿出笔记本认真地记着。我谈了我那至今仍然十分贫困的家乡,谈了我如何从四川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黑龙江,当了扎根边疆的移民。我说,我的根在巴山蜀水,事业的成熟在哈尔滨,当年与我一同支边的5位同学都打道回了川府,是我亲自把他们一个一个送走的。当最后一个同学带着黑龙江新娘登上南下的列车时,我跌坐在车站的月台上,落寞得掉下泪来……采访还未结束,我发现小清的面色很难看,像是很难受的样子,这中间她去了两次卫生间,还接了一个电话,她坐立不安。我问她怎么了,她说,我爱人正在医院里会诊呢,医生说他脑里长了个什么东西……她解释说,这段时间工作太忙太累,家人有病,还要照顾孩子,真的不堪重负,什么毛病都找上来了。不久,她采访我的那篇文章也在省报上发表了。这篇长达5000多字的专访,该不是她守在丈夫的病房写出来的吧。当我捧读这篇长文时,不禁感慨万千,干我们这一行的,一辈子倒腾文字,谁没有过精神之旅?我想到了刁绍华、尚存宝,他们已经走了。生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想到省报的小清记者,人间真情感人的故事,都是经他们报道出来的。这些幕后的默默无闻的人,通过一部文学史把我和他们连在了一起,我们成了肝胆相照的朋友。(本文作者:省社科院研究员 黑龙江文学史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