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大碗

  母亲的大碗

  那时,乡人吃饭用三种碗,大、中、小。三种碗都属粗瓷,它们造型不规整,挂釉潦草,颜色有黑有白。白釉碗绘有蓝色潦草的图案,或概念中的花朵,或概念中的云朵,碗边用麻绳样的图案收住。黑釉碗则是清一色的黑,有的黑中还透着暗红。

  中号碗用途最广,乡人吃饭多用它。小号碗属于孩子,容量是中号碗的一半。大号碗的容量是中号的两倍或更多,人们管这种碗叫钵碗,家里的壮劳力吃饭用它,有长工的人家,长工吃饭用它,那些年我们家里是有长工的。

  女人们吃饭不用大碗,我母亲却有一只,这是她专用的,且每年只用一次,就是她生日那天。平时这只碗被倒扣在碗橱一个什么地方,家人很少注意到它的存在。这是一只白釉、蓝花钵碗,碗身就绘有似云非云、似花非花的图案,碗边是随处可见的麻绳图案。母亲生日这天,家人才注意到这碗的存在,确切地说,当母亲端起这碗时,我们才恍然大悟:今天是母亲的生日了。

  这时的母亲不知从什么地方捧出这只大碗,自言自语地说:今天换个大碗。然后不声不响地把锅里的饭盛入碗中,坐在自己刚劳作过的灶前,呼呼吃起来。那时灶膛的余火尚在,余火映着她那张平时就显黑的脸,脸上只是一派的满足,神情十分悠闲。没有人去向母亲祝贺,几岁的我和十几岁的姐姐,只是站在厨房门口会意地交换着眼色。我们实在不知道如何去表达对母亲生日的祝福,我们不会。那时的我们只知道这一天对于母亲来说,有别于一年中的其他任何一天她端出了大碗。

  在平常的日子里,母亲是一个不显山露水的人,她少言语,多劳作,负责全家人衣食的运转:棉花由花朵变成布,再变成衣;粮食由谷粒变成面粉,再变成饭。有着一双解放脚的母亲从早到晚只是在家中行走。于是院中的各个角落就会传出风箱声、织机声、刷锅声、叫鸡声、叫猪声、棒槌的捶布声,直到晚间的纺车声。母亲是没有时间和我们说话的,待到说话时,她不得不把内容压缩到最短。走吧。这是她催我上学了。睡吧。这当然是催我上床。给。那是她正把一点吃食交给我,是一块饼子或一块山药。也许正是因了母亲那简短的吩咐和呼喊,我们做子女的才心领神会,无条件地接受着、执行着。

  我奶奶却是一位见过世面、说话唠叨的人,她嫌母亲把饭食做得单调又鲜少和她交流,常常朝母亲没有人称地唠叨着:给你说事,也不知你记住没记住,也不知你明白不明白。你说就煎这两条鱼……她是说我母亲煎的鱼不合她的口味。当然,鱼在我们那里是稀罕物,我娘不会做鱼,而我奶奶早年跟我那位在直系从军的祖父在南方居住过,对鱼情有独钟。每逢这时,我母亲面对几条一拃长的小鱼就显得十分无奈,她不知在一口七仞大锅里怎样去对待它们。家中小煎锅倒有,平时缺乏炉灶配合,只在春节时才立灶生火。

  我父亲说话幽默,便过来打圆场,他对我奶奶说:娘,鱼这物件怎么做也是个鱼味。

  鱼的风波总会过去。母亲还是会把做好的鱼送给奶奶,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奶奶面无表情地撕扯着它们,嚼着。日子还在继续。

  母亲又端出了她的大碗,又是一年春草绿,依然十里杏花红,每逢母亲生日,家中的一棵杏树都在开花。

  有一年母亲没有端出她的大碗,那是1947年,北方农村大变革的年代,土地所有制要改革,社会各阶层要平均,富户就要遇到前所未有的命运转折。懂得政治的父亲率先将多余的土地和房屋献了出来,但事情并没有结束,一个深挖浮财的运动又在继续。浮财指的是地上和地下的宝贝。挖浮财要拿家中的女人说事,这种女人被称作富婆。政策决定要把村中一班富婆按坐牢的形式集中起来,让她们坦白交代。我家的富婆当属奶奶了。一天,当持枪的民兵要带走奶奶时,母亲站了出来,她对来人说:我去吧。她边说边向门外走去。于是替奶奶服刑的母亲便被带到村中一个大牢似的大屋里。

  那里集中着十几名富婆。各家的饭要由各家去送,这时奶奶才取代了母亲在家中的位置,以二把刀的手艺烧火做饭,送饭的任务则落到我的头上。

  奶奶把稀薄的稀饭盛入一个瓦罐,我信手从碗橱上拿下一只中号黑碗,刚要出门,奶奶把一只大碗递过来说:用大碗。这是母亲的大碗,我后悔自己没有想到。

  我低头走过大街去给母亲送饭,躲避着村人的目光,不知不觉想到一出戏里的唱词:天无势星斗昏,地无势草无根。君子无势大街上混,凤凰无势落鸡群。此时,我不自量地把自己比作落魄的君子和凤凰。

  走到牢门,经过检查,我从号中喊出母亲。我看母亲在一个背静处吃饭,她把饭盛在她的大碗中,想了想问:你想出来的?我说:是奶奶。母亲的嘴在碗边上停歇片刻,呼呼喝起来。那饭很稀,先前我家做饭用两升米,现在用半升。

  母亲饥不择食地呼呼喝着,我看着母亲少有的吃相,问:娘,你为什么在这儿?

  母亲想了想说:这要问你大哥,他懂这里边的事。

  我大哥是谁?他自抗战初投笔从戎,现正在晋东南一个地区领导这场运动。

  十几年后,我问大哥:土改非得那样搞吗?

  他说:就得那样搞,那是革命一个阶段的需要。我在晋东南,也指示圈过人。

  这时大哥在中央一个专为制定农村政策的部门工作。那次见面,大哥专门问了母亲的大碗。我说:大碗还在,那不是浮财。

  大哥笑笑,重复我的话说:那不是浮财。

  几年后,时局归于平静,我们这班投身革命的子女,有能力使母亲过上另一种生活了,便争着抢着要把她从老家接出来。然而一个噩耗传来她去世了,得了一种没有诊断清楚的胃肠道大出血的病症。父亲虽然是医生也没能挽救她的生命。

  我接到父亲的电话后,由省城回家奔丧,才发现为母亲奔丧的兄弟姐妹,只来了我一人,他们或因路途遥远,或身有重任,我的身份顺理成章地成了长子。出殡时长子要戴重孝,打幡,摔老盆。打幡、摔盆是葬礼中的重中之重。

  父亲决定,母亲的丧事要按老规矩办,且要办得红火热闹,鼓乐班、十八人抬的灵驾一应俱全。热情的乡亲为母亲买来崭新的瓦盆,这时父亲却有了新意,他举出了母亲的大碗,把大碗交到我的手中说:摔它吧。

  我按照长孝子的规矩,痛哭着,跪在母亲的棺前,举着这盆朝着母亲的棺头,用力摔去,母亲的大碗被我摔得粉碎,我努力完成着不仅是父亲,也是全家人的心愿。

  至今,我仍赞美父亲的这一举动,有了这举动才完美了母亲的丧事,也完美了母亲的一生,完美了一家人对这位女性的敬重。

  几十年过去了,现在我从事着我的艺术事业,为研究民间的瓷绘艺术,我酷爱收集瓷片。为此我四处寻找、发现,还根据我对瓷绘艺术的知识,把瓷片编成系列。但每当我摆弄起瓷片时,心中总有一种说不出的痛楚和遗憾我的瓷片里没有母亲那只大碗的一星半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