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到死一步三回头

  父亲到死一步三回头

  我小的时候不知道鱼会生病,鸟会中毒,小孩子会死。但是我的父亲知道,他是一个生物学家。后来我父亲死了。我父亲的学生告诉我,长江的鱼不能吃了;在江边白茅上飞着的鸟儿,飞着飞着就摔下来死了,是铅中毒;在长江边出生的孩子,有的小小年纪就得了肝癌。

  在最近一次回江南的时候,我看见长江浑黄的水闷声不响地流着,像一个固执的老人,拖着一根扭曲的桃木拐棍,充满怨恨地从他的不肖子孙门前走过,再也不回头了。

  这时候,我感到,我必须告诉长江和长江边的不肖子孙我父亲的故事。我父亲到死对长江都是一步三回头。我希望到人们总算懂得该向自然谢罪的那一天,他们会想起我讲过的这些故事。

  鱼的故事

  我父亲死在美国亚利桑那州。他去世之前,我和我弟弟带着他在美国旅行了一次。这是他此生最后一次旅行。他拍了很多自己感兴趣的照片。回来后,他把这些照片贴在影集上,每张照片下还写上一两句话,像是笔记。每次,我翻开他这本最后旅行的影集,看着他拍的这些照片和他写在这些照片下的句子,感觉它们仿佛在讲着一些关于父亲的故事。

  譬如,影集的第一页,贴着两张父亲在夏威夷阿拉乌玛海湾,用防水照相机在水下拍的鱼的照片。红黄相间的热带鱼,在水草间平静地游弋,逍遥自在。

  父亲在这两张照片下写着:鱼,鱼,长江葛洲坝的鱼是要到上游产卵的。

  父亲到美国来看望他的儿女,才到一天,他就说:我最多只能待一个月,我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回去做呢。我和弟弟说:您都退休了,那些重要的事情让您的研究生去做吧。父亲说:研究生威信不够,没人听他们的。我和弟弟就笑:您有威信,谁听您的?父亲唉声叹气。但过了一分钟,他又坚决地说:长江鱼儿洄游的时候,我一定要走。

  长江鱼儿洄游的时候,我父亲从来都是要走的。这个规矩从20世纪70年代长江上开始建葛洲坝开始。我记得父亲的朋友老谷穿着一双肥大的黑棉鞋,坐在我写字时坐的小凳子上狼吞虎咽地吃一碗蛋炒饭;父亲穿一件灰色的破棉袄,唉声叹气地在小客厅里转来转去。

  下游的鱼上不去了?父亲问。

  我刚从葛洲坝来。鱼都停在那里呢。葛洲坝的人还以为他们今年渔业大丰收,正抓鱼苗上坛腌呢。老谷说。

  你快吃,吃了我们就走。父亲说。

  我当时不知道他们要到哪里去,只觉得他们惶惶不安,像两个赶着救火的消防员。后来我知道他们带着3个研究生去了葛洲坝。等着到上游去产卵的鱼儿,一条条傻乎乎地停在坝的下游,等着大坝开恩为它们让条生路。

  最后,父亲和老谷这两个鱼类生物学教授只好带着研究生,用水桶把那些只认本能的鱼儿一桶一桶运过坝去。并且,从此之后,年年到了鱼儿洄游的时候,他们都要带着研究生去拉鱼兄弟一把,把鱼儿运过坝去。这叫作科研工作。鱼儿每年都得洄游,于是我父亲就得了这么一份永不能退休的科研工作。

  我们是一个非常功利的民族,而且是只要眼前功利的民族。我们可以把属于我们子孙的资源提前拿过来挥霍掉或糟蹋掉。我们喜欢子孙满堂,可是我们的关爱最多到孙子辈就戛然而止了。至于我们的曾孙、玄孙有没有太阳和月亮、清风和蓝天,我们脚一蹬、眼一闭,眼不见心不烦。我们还大大咧咧地嘲笑杞人忧天天怎么会塌下来呢?真是庸人自扰。我们的这种好感觉来得无根无据,却理直气壮。

  鸭子的故事

  父亲影集的第二页,贴的是一群鸭子的照片。那时候,我们找到了这个天鹅湖。湖里其实并没有天鹅,却停了满满一湖鸭子,一个挨一个,远看密密麻麻,像一只只灰色的小跳蚤。我们的狗想到湖边去喝水,一湖的鸭子突然大叫起来,像士兵一样朝我们的狗列队游过来,保卫它们的领域。父亲哈哈大笑,拍了这张鸭子的照片。

  在这张照片底下,他写道:鸭子,上海浦东的鸭子是长江污染的证明。

  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人们发现上海浦东、崇明岛一带肝癌的发病率非常高。父亲有个很好的研究生,叫黄成,是孤儿,父母都得肝癌死了。他们家有兄妹5个,相亲相爱,住在上海浦东地区。黄成读书期间,大哥也死了,还是肝癌。人们不知道原因。父亲就带着几个研究生开始了调查,研究为什么上海浦东地区的肝癌发病率高。

  父亲选择研究在长江下游生活的鸭子。

  研究结果出来了,上海浦东、崇明岛一带的鸭子活到两年以上的多半都得了肝癌。很明显:长江下游的水质遭到严重污染。